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遠景目標，并將“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作為目標之一。這是繼黨的十八大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黨的十九大進一步強調“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之后，首次提出了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新四化”基本實現的時間點，同時也是黨的十九大針對“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作出重要部署之后，首次明確提出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時間點。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本路徑，也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的一項重要戰略部署。

推進“新四化”同步實現、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一個國家的經濟現代化過程，是工業化與城鎮化互動發展的過程。工業化為城鎮化提供了經濟基礎和成長動力，城鎮化為工業化提供了要素集聚和廣闊的需求市場。從發展經濟學的視角來看，一個經濟體實現工業化的過程，實質上是國民經濟中一系列重要的生產要素組合方式連續發生由低級到高級的突破性變化，進而推動人均收入提高和經濟結構轉變的經濟增長過程。伴隨著這個經濟增長的工業化過程，人口、資本等生產要素逐步從農村向城鎮集聚，城鎮規模逐步擴張，城鎮化進程也就不斷加快，不斷加快的城鎮化進程又進一步推進了經濟結構轉變和人均收入增加的工業化進程。當今世界正處在以信息技術突破性發展驅動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信息化時代，信息化已經成為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并持續改變著城鎮化的內涵。工業化和城鎮化的互動發展，也帶動了農業現代化，進而隨著農業生產效率的提升，進一步促進了農業人口向城鎮的集聚。因此，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是當今時代現代化進程的內在要求和基本規律。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必然要求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同步推進。

基于對這一要求和規律的認識，黨的十八大提出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黨的十九大在作出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重大判斷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推進并實現“新四化”同步發展。實現“新四化”的同步發展，無疑也是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本質要求。經濟高質量發展是滿足新發展理念要求、創新為第一動力、強調內生協調、追求包容共享、綠色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新型工業化是相對傳統工業化道路而言的，是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經濟現代化過程。強調“新四化”同步發展，充分體現了新發展理念的要求，一方面，將科技創新作為現代化的第一驅動力，準確把握了當今世界現代化進程中信息化、綠色化的創新發展方向；另一方面，清楚地認識到我國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更好地展現了生產要素之間、產業與產業之間、產業與區域之間、城鎮與鄉村之間、人與環境之間協調發展的內在要求。因此，積極推進新型工業化戰略，實現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基本要求。

按照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五中全會的戰略部署，“十四五”時期要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從內涵上看，社會主義現代化一定是實現“新四化”同步發展的現代化。同時，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經濟體系一定是一個現代化經濟體系。現代化經濟體系包括創新引領、發展協同的現代產業體系，也包括彰顯優勢、協調聯動的城鄉區域發展體系，形成這樣的產業體系和區域發展體系，也正是推進新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結果。因此，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推進“新四化”同步發展，同時也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以此為基礎，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到2035年中國將基本實現“新四化”、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

推進“新四化”同步實現、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要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積極探索自己的工業化道路，先后提出了工業化、“四個現代化”、新型工業化、“新四化”同步發展等相互聯系又有所區別的發展戰略。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我國經歷了快速的工業化進程，創造了人類工業化史的奇跡，利用40多年的時間使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從工業化初期步入到工業化后期，從積貧積弱邁向全面小康。步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更加注重質量提升，信息化水平大幅提高，城鎮化質量明顯改善，農業現代化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成效顯著。但要看到，我國以“后發趕超”為戰略導向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高速工業化和快速城鎮化的過程，“高速”之下還存在諸多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發展質量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從實現“新四化”同步發展的要求來看，至少突出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工業化發展仍不平衡，工業化與信息化融合發展還不充分。從工業化的動力看，存在內外不平衡的問題。長期以來，我國低成本、出口導向的高速工業化戰略，造成了經濟外部依賴度高、內需亟待開拓的內外動力失衡狀況，經濟安全風險加大、核心技術缺失、產業結構升級壓力大等問題比較突出，嚴重制約著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從工業化發展的區域結構看，工業化水平總體上呈現東部、中部、西部逐步降低的梯度差距。上海、北京、江蘇、廣東、浙江等地已經步入后工業化階段，其他大部分東部省份也處于工業化后期，而相當一部分中西部省份基本還處于工業化中期。從工業化發展的產業結構看，鋼鐵、石化、建材等行業的低水平產能過剩問題突出，高端產業和價值鏈的高端環節發展不足，關鍵裝備、核心零部件和基礎原材料等領域嚴重依賴進口和外資企業，高品質、個性化、高復雜性、高附加值的產品供給不足。從工業化發展的資源環境看，工業化速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不平衡，資源環境難以承受如此快速的大國工業化進程。從工業化與信息化的關系看，工業化與信息化還需要進一步融合，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的融合仍需要深化，制造業信息化水平、智能制造能力都有待提升，中國工業軟件水平落后、多數工業軟件主要依靠國外企業供給的局面亟待改變。

二是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質量有待提升，城鎮化與工業化良性互動發展還不充分。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的城鎮化進程顯著加快，到2019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0.6%，比1978年上升42.7個百分點，比2012年提高了8.0個百分點，比2015年提高了4.5個百分點，但2019年末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44.4%，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還有較大差距。提升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質量，一是提高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水平，使農業轉移人口享受到平等的市民權利；二是協調推進大中小城市網絡建設，增強城鎮產業發展、公共服務、吸納就業、人口集聚等功能。這需要城鎮化和工業化的良性互動發展。在現實中，我國城鎮化與工業化良性互動不充分，主要表現為產業和城市發展之間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時間上不同步”和“空間上無互動”的雙重錯位：一方面，城鎮公共服務供給滯后，影響了產業轉型升級的正常步伐；另一方面，產業集聚效果不明顯，制約了城鎮承載功能的完善。工業化和城鎮化不能實現良性互動，就會造成產業因缺乏城市聚力而孤島化、城市因缺乏產業支撐而空心化的問題。未來，應努力形成以產興城、以城促產、產城融合、城鄉協調的城鎮化與工業化良性互動模式，實現產業要素成長和區域空間配置的科學協調。同時，要積極推進城市群和城市圈的發展。

三是農業現代化成為制約我國現代化進程的短板，農業現代化與工業化、城鎮化的協調發展還不充分。當前，農業現代化仍然是我國“新四化”同步發展中的一個短板，無論是農業的機械化、科學化、水利化和電氣化水平，還是農業的產業化、綠色化、信息化水平都亟待提升。我國的農業發展水平與總體工業化水平是不協調的，農業供給結構性失衡、農業發展方式粗放、農業面源污染和農產品質量安全風險等問題，都有待通過農業現代化水平的進一步提升來解決。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強化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這一部署至關重要。一方面，提升農業現代化水平，既需要以工業化發展和現代化技術為條件，也需要以城鎮化促進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為依托。另一方面，提升農業現代化水平將充分釋放農業勞動力，進一步促進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未來，應進一步推進農業現代化與工業化、城鎮化的協調發展，推進三次產業的深度融合和城鄉一體化進程，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走出一條產出高效、產品安全、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

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積極推進“新四化”同步實現，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

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和共享發展是新時代我國發展和實現全面現代化的指導思想，推進“新四化”同步發展作為我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戰略和路徑，必然要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這也是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面對前面所述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問題，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推進“新四化”同步發展，須把握三方面的政策著力點。

一是堅持把創新作為發展的第一動力，以科技創新推動“新四化”同步發展，建設創新驅動的現代化經濟體系。我國實現現代化要抓住科技創新這個“牛鼻子”，無論是新型工業化、信息化，還是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都是以科技創新為根本驅動力的。當今時代的科技創新，必須牢牢把握信息化這一大方向，信息化是現代化的典型技術特征。自第一次科技革命以來，人類社會大體經歷了早期機械時代、蒸汽機與鐵路時代、電力和鋼鐵時代、石油和汽車時代、信息與通信時代。20世紀下半葉以來，隨著計算機芯片處理技術、數據存儲技術、網絡通信技術和分析計算技術獲得巨大突破，以計算機、互聯網、移動通信和大數據為主要標志的信息技術、信息產品和信息獲取處理方法實現了指數級的增長，信息技術逐步與制造技術深度融合，推動了智能化、數字化、網絡化制造技術的創新和擴散，形成了新產業革命復雜的技術系統。“十四五”時期是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加速拓展期，這為我國實現現代化提供了“彎道超車”的機會，我國“新四化”水平已經具備相當的基礎，又迎來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的機遇，我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必須通過創新驅動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

二是把握融合創新發展大趨勢，以融合創新推進“新四化”同步發展，建設各個要素協調發展的現代化經濟體系。推進“新四化”同步發展和實現，體現了我們對現代化進程系統性特征的認識和把握。一個國家現代化的實現，是各類要素、各個產業、各個區域有機協調運行的結果。當今世界產業發展呈現出融合創新發展的大趨勢，既表現在三次產業之間的融合發展，也表現在科學與技術、技術與產業的融合創新發展。制造業信息化、制造業服務化等產業融合趨勢方興未艾，三次產業與互聯網深度融合成為效率的核心源泉和技術創新的重要方向。在融合創新中，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層出不窮，進一步壯大了經濟發展的新動能。把握和推進這種融合創新的發展趨勢，是推進“新四化”同步發展的重要手段。當前，制約我國融合創新發展的因素，主要是競爭前技術的共性技術供給不足、復合型人才缺乏。為此，要重視和加大對通用和共性技術的創新支持，重視對通用和復合型人才的培養，持續在這些方面加大投入力度。

三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打通國內經濟循環的體制機制“堵點”，為實現“新四化”同步和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這要求我們必須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更好結合。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活力，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健全市場體系基礎制度，堅持平等準入、公正監管、開放有序、誠信守法，形成高效規范、公平競爭的國內統一市場；完善宏觀經濟治理，健全以國家發展規劃為戰略導向，以現代財稅金融體系為支撐，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就業、產業、投資、消費、環保、區域等政策緊密配合，目標優化、分工合理、高效協同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持續優化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對于一個國家而言，沒有高度的市場化水平和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經濟現代化。因此，實現“新四化”同步發展、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需要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尤其是要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